波兰版《杀人回忆》，竟敢搬出尘封了40年的悬案

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中，有两部电影的中文译名极其相同。

 

一部是日本电影《22年后的自白：我是杀人犯》。

它根据2012年的韩国电影《我是杀人犯》改编，连环女子凶杀案的罪犯成功地钻了法网的空子，因公诉时效过期而摆脱了指控。

 

于是“无罪”的真凶反而在社会中张扬起来，“柯南”般的推理和互联网元素的运用是日版的不同所在。

另一个《我是杀人犯》来自波兰，叔个人更倾向于这一部。

 

影片获得了格丁尼亚电影节银狮奖，导演马切伊·佩普日察也在Siff上荣获金爵奖最佳导演。

 

和那些神乎其神的犯罪剧情片不一样，它的故事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。

各国都有那么几件至今都未能解决的悬案。

 

久而久之，那些离奇的谜团成了影视题材的宠儿，被搬上银幕还造就了许多家喻户晓的佳作。

 

比如美国的“黑色大丽花”惨案，22岁的年轻女演员伊丽莎白·安·肖特拦腰斩断的尸体被凶手洗得干干净净。

未被强奸的她体内大量器官丢失，嘴角还被割裂成了如小丑般诡异的微笑，没人能想象她经受了何种痛苦的折磨。

 

受害者的这个绰号源于1946年上映的《蓝色大丽花》，2006年好莱坞还出了一部有寡姐参演的《黑色大丽花》。

英国19世纪的“开膛手杰克”在伦敦东区的白教堂一带，杀害了至少5名妓女。

 

2014年的时候还流传出了本案“告破”的消息。

 

通过现代DNA技术，专家认定波兰波兰移民亚伦·科斯明斯基是真凶，但是已有129年历史的案子实在久远，质疑的声音也持续不断。

韩国的则是《杀人回忆》中还原的华城连环杀人案。

这几个悬案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点，被害者无一例外均为女性。

 

《我是杀人犯》中的情节也是如此。

 

在20世纪70年代，波兰南部西里西亚省的卡兹托维，女性接二连三地死在这个萧条的工业城镇，人心惶惶。

受害者还有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侄女。

 

起初影片的风格与《杀人回忆》十分相近，同样是以警察作为当事人的视角，连裸露的横尸方式都特别像。

 

就这么代入了大概半小时之后，叔发现电影的着意点是其他东西。

 

其实从第一个镜头就是杀人犯的面孔，时政新闻伴随着蜡像面目采集的涂抹与脱模，一气呵成地表达了基调。

 

接着，时间退回事件的中期。

 

侦破小组新晋升来的主管雅努什，这个算不上资深的警察在上级们都陷入半绝望状态时得到了器重。

 

所谓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，雅努什先是踢走了组内捣乱的刺头。

刻苦钻研破案的相关方法，他的家临近铁轨附近，所以每逢列车经过房内就会随之震动。

这和《七宗罪》中米尔斯警探家住“地铁房”的设定一样，都有在暗指城市的动荡和环境的破败。

雅努什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确实动了脑也上了心。

 

他向上级提出使用计算机的先进技术来协助破案。

 

光有硬件还不够，雅努什抓住了天赐良机成功的向第一书记争取来了悬赏奖金。

 

通过电脑得出的嫌犯名单和公园在场人员的比对，凶手的身份指向了一个名叫沃尔克·卡利希卡的男人。

 

家暴倾向和在场的巧合等条件都与杀人犯相符。

 

但越是深入了解，他明事理，疼爱儿女的表现就越偏向无辜，警方也拿不出确凿的实证。

因为卡利希卡的落网，平复了人民不安的心情，让官僚和政客都得以交差。

 

雅努什也被外界当作维护治安的城市英雄。

 

而后，凶手又寄来了关于杀人事宜的信件，雅努什迫于压力让它没有被公之于众。

 

看到这里大家都能明白，卡利希卡是无辜的。

 

可这并不能使他重获自由，原本正直的雅努什从摇摆不定一步步坠入人性的深渊。

 

雅努什有一次是想和第一书记阐明事实，却意外地被一台上流人士都想得到的彩色电视给收买了。 

荧幕升级成彩色，人心却就此被染黑。

 

家庭美满的他出轨泄欲，享受升职后的优待。一意孤行的他丢了朋友，失去了妻儿。

他教唆吃瓜目击者做伪证。

 

卡利希卡的妻子虽然与丈夫不和，但她不会主动选择撒谎来报复。

雅努什骗她最后可以获得百万的悬赏金，然后法庭上她在描述丈夫烧掉的物品时，把普通鞋子说成了匹配物证的工靴。

 

当这个警察幡然悔悟讲出实话时，却被上级们一笑置之。

 

审判后的死刑日到来，卡利希卡在警局简陋的车库内予以绞刑。

整起案子落幕，政府甚至建起了博物馆供后人参观。

 

雅努什衣着警服望着那个他亲手诬陷的“杀人犯”的蜡像，仿佛像是望着自己隐隐作痛的良知。

影片最后的这个镜头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 

《我是杀人犯》不是一个传统的悬疑片或是犯罪片，而是更多的带有历史性质。

 

电影的“杀人犯”原型是Zdzisława Marchwickiego，和片中一样被冠以“吸血鬼”之名。

警方对此案的调查历时两年多，案卷超过166册。

 

其中一桩谋杀还发生在7月22日，那正是1989年东欧剧变前波兰的国庆日。

 

所以众人也自然会联想到凶手这样做的政治企图，血色的社会主义不是凭空的噱头。 

1975年7月28日，Marchwickiego在法庭上被指控杀害14名妇女和6次杀人未遂的罪名。

尽管种种迹象表明他不是凶手，他还是在1977年被执行了死刑。

 

在那个时代，国家几乎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覆盖之下。

他们需要现身说法地除掉罪人，来消除事端，笼络人心，哪怕是一只替罪羊。

 

说到底，这都是变相镇压，巩固权势的政治伎俩。

 

有些人被蒙在鼓里，有些人直接成了必要的陪葬品。

 

1931年的德国经典犯罪片《M就是凶手》，或多或少地影射了纳粹党的专政统治。

2014年的俄罗斯电影《危楼愚夫》也把自己国家黑暗的社会比作一座即将坍塌的危楼。

 

男主角身为孤独的觉醒者，警示人们逃离险境却反被殴打在地。

其中有一句台词，叔到现在还清楚的记得：

我们活得像动物，死得像动物，因为我们对于对方都无足轻重。

 

政府的腐朽与麻木，都在里面进行了悲观主义色彩的批判。

 

《我是杀人犯》则是现实地揭露了那个时代的波兰。

 

最可怕的并非人为的血案，而是体制的谋杀。

 

作者系网易新闻、网易号“各有态度”签约作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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